。吴有训一生献身教育、科学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为后来者铺路。

是非分明，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正当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剑桥的一个公寓里，住着当时南京国民党统治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他是到美国来考察的，早就该回国了，而他却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不走。国民党想要在南京苟延残喘，要人支持，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更不放过。几次写信、拍电报，催促吴有训归国返校，但他都没有予以理会。等到人民解放军大军渡过长江，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才登上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回归祖国，希望在久已期待的统一的中国土地上，为教育和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这表明吴老师不但在自然科学工作上，认真严格，一丝不苟，在关系民族国家前途明暗的重要关头，也是是非分明，同全国大多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没有一点含糊的。

像大多数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样，吴有训教授，作为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科学家，一开始只是厌恶旧社会反人民的政治，对反动官僚的勾结拉拢，嗤之以鼻。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解放事业也缺乏了解，难免有脱离政治、超党派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他在讲话中有深刻的反省，他说：“我们过去的确有着厌恶那反人民的政治的优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却很惭愧，我们很少参加人民的政治活动。有一些青年物理工作者投身人民政治活动，不是受到我们老一辈的鼓励，而是凭他们自己的努力认识了真理。”

事实上，吴有训教授并不是脱离政治的。他从爱护青年出发，终于加入了反蒋的行列。1945年10月至1948年他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正是蒋介石疯狂发动内战、残酷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时候，吴有训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青年的罪行义愤填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时反动特务和军警多次要求进入中央大学校园内搜捕进步师生，吴有训斩钉截铁地回答反动当局，若让特务和军警进入中央大学捕人，他就坚决辞去校长职务。他们无可奈何地叫嚣，说中大校园是共产党的“租界”。19

47年春，中央大学学生和全市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在街头遭到反动政府青年军的毒打，吴有训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看到那些纯朴可爱的青年血流骨折，他热泪纵横，非常悲愤，从此便产生了离开中央大学的想法。

1947年夏天，他借去美洲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终于离开了南京。

吴有训教授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30年代，他就热情支持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平津失陷，他毅然离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其他爱国师生一起奔赴长沙、昆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西南联大，在国难深重的日子里，坚持办教育、搞科研。

1962年至1963年间，中央派吴有训到苏联去，就继续交流科学家问题与苏联科学院谈判。正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张文裕从杜布纳到莫斯科看望吴有训。

吴有训感慨地对他说：“兄弟国家，兄弟国家，除了‘兄弟’还有国家呢，他有他更高的利益。”这句话使他感触很深，对他后来的外事交往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张文裕在欧美十六七年，再加上在苏联的这几年，在国外共20多年，深深感到国家的重要，也深深感到国家发展科学的重要。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他们都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就时常提醒我们，在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中既要学习和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争取外援，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处处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吴有训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他多次代表我国对外签订各项科技协定，接待外国的科技代表团和科学家。他多次率领科技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总是精神抖擞，举止雍容，借各种机会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成就；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地周旋在各国科学家之中，为整个中国代表团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有远见卓识的组织领导者从1950年12月起，吴有训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他在科学领导工作中，有魄力，有远见卓识。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提出要及早在科学院建立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等新的研究所的倡议。后来这些研究所都逐渐建立起来了。

1958年4月19日，在我国海南岛可以观察到日环食。吴副院长派天文台陈芳允、王绶绾等同志参加和苏联天文工作者共同组织的观测，利用这个机会，及时地为发展我国射电天文事业打下了基础。

另一件事发生在1957年。吴副院长发现我国授时工作已经有一定基础，上海天文台发布的时号准确度相当高。吴副院长当即组织了国家测量总局、上海天文台等有关单位参加的会议，号召破除迷信，大胆推广采用我国自己的授时信号（BPV时号）。

通过这次会议，使我国授时工作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